从托尔斯泰的艺术之真说起

编辑:小豹子/2018-10-31 17:08

  吴泽霖

  贵“情感之真”

  列宁把托尔斯泰比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教科书上称托尔斯泰对俄国现实揭露批判得深刻。不过,二者间不应该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列宁说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分明不能反映现象”,称他是镜子,是指托尔斯泰“观点的矛盾”真实反映了俄国农民“所处的矛盾条件”,或者说,是反映这种矛盾条件的思想情绪的一面镜子。而带着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情绪”为什么能够登上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峰呢?

  早在19世纪中叶,托尔斯泰就被质疑没有反映俄国的真实。托尔斯泰则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拿自己的棱镜观察俄国,我了解我主观的俄国”。(致赫尔岑的信)实际上,我们谁不是拿自己的棱镜来观察世界呢?怕的倒是拿别人的棱镜,就会有言不由衷之虞了。而托尔斯泰认定自己是在追求真实,不过这种真实是主观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或者这正是托尔斯泰创作的奥秘。托尔斯泰几次论述艺术标准,情感真诚始终放在首位:没有情感的真诚,就没有艺术。

  这样,托尔斯泰就和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取得了共识:艺术贵在有自我,有见识,真情感,真性灵。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文论就主张求情真意切,求神似而非形肖。“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哭,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这里讲的“贵真”,是艺术家对自我心灵、情感的珍重,是贵创作主体的真意、真情、真诚的道德态度,而非贵客观的真实性。 前文说过,托尔斯泰认为“艺术作品里主要的是作者的心灵”,而心灵之动就是情感。艺术的本质就是情感的流动沟通。所以他对读者的唯一希望,就是“只要您多情善感”,“您得是个知音”。

  中国文论自古强调情感在文学中的功能。《文心雕龙》50篇,涉及“情”的,竟有30余篇。重情之风延及后世,《金瓶梅》“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的《红楼梦》,曹雪芹说,“其中大旨谈情”。即在当代,中国作家也是把情感的表现作为文艺的主要功能。老舍先生就说过:“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述。”

  托尔斯泰一再证明,人的心灵之根是善,因为上帝就在你的心中。当人所处的是一种真诚的,充满爱心的心境时,这种主观情感的真实(“真诚”)就能和客观的真实达到统一。就如儒家的“反身而诚”,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至诚境界,达到情感之真和现实之真的统一性:

  比如,在《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常常回忆起心里充满爱的情感的那个“幸福的疯狂的时期”,他发现“这一时期他对人和事所形成的意见,是永远可靠的。”

  托尔斯泰也正是以此贵真之道,来品味文艺的真实。比如托尔斯泰特别看重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就是因为它证明了,心的真诚是难于遮蔽的。托尔斯泰指出这篇小说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情况:契诃夫本意“显然是想嘲笑凭他自己的推理 (而不是自己的感情)认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她被描写成缺乏思想、人云亦云的女人,来表现契诃夫对毫无主见、丧失自我的庸俗人生的批判意识。然而托尔斯泰说,“因为是无意中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契诃夫没有执着于阐发思想,所以他对这个女人的本然情感(良知)就战胜“自己的推理(观点)”,“不允许”他去嘲笑。于是,托尔斯泰说,小说就象圣经中巴兰要去诅咒以色列人的故事:因为上帝不允许,所以巴兰一开口,诅咒就成了赞许——结果小说“如此出色”地描写出一个可爱的“宝贝儿”。这里的上帝,就是契诃夫的情感或良知。作者本来的讽刺之笔、揶揄之声,魔幻般地变为对这个充满神性之爱的女人的颂歌。托尔斯泰 认为,恰恰是这“无意中写出来的”东西——凭情感、随性灵,而非什么“思想题旨”,才是最真实、最正确的。

  同样,托尔斯泰也发现,果戈里“当他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感情时”,就表现了“扣人心弦、常常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思想”,而一旦他要以道德和宗教为主题来创作、想“增添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教诲意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很恶劣、很讨厌的胡言乱语”。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想为伟大思想代言、想以社会、以人民的名义发言的艺术品,往往是弄巧成拙。

  从贵“情感之真”到贵“信仰之真”

  看到艺术对于沟通人心、陶铸人心的巨大魔力,托尔斯泰就把重大的历史使命,把人生终极追求的目标,加给了艺术:“艺术应该取消暴力”,“把目前暴力的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要艺术“给人以最大的幸福”! 于是,托尔斯泰就把艺术的“贵真”伦理化为“贵善”。这在托尔斯泰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相似 : 人的心性是和天道同一的,性情至真之处,即是善根,即合天道,即见上帝。至善至真即是终极追求的“天地一体之仁”。最大的真,至高的善,最终同一于天道和上帝。

  托尔斯泰的《劝善故事集序》就是“真即善”的宣言书。他说,“真就是道。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了解真实,不是只了解过去有过什么,现在有什么,经常有什么,而是了解按照上帝的意志应该有什么。”“写真实,不是只写有过什么,以及这个人这么做了、另一个人那么做了,而是指出人们做了什么好事,即符合上帝意志的事,人们做了什么坏事,即违反上帝意志的事。”

  而由于“世界处于罪恶和诱惑之中”——现实正处于虚伪不真之中,所以就“不能只写世上常有的事 ”。甚至“为了使得你所写的作品里有真实,就得不写现有的,而写应有的,不是描写现有事物的真实,而是描写临近我们,却尚未到来的天国的真实。”托尔斯泰所说的这种真实,就是他所追求的生命的终极真理,就是和上帝融一的境界。这也是他对“真”的至高定义。和中国人一样,在人生追求的终极之处,真与善达到了同一。

  托尔斯泰的《两个老头》的故事,也说明托尔斯泰对“真”的看法:叶菲姆和叶利赛两个老人相约去耶路萨冷朝圣。叶利赛路上一次次独自停下来帮助人,救急救难,最后没了盘缠,就先回家了。叶菲姆一个人到了耶路萨冷,竟看到叶利赛在神殿远处的人群里,但终没能找到他。叶菲姆回到家,却得知叶利赛早就中途而返。他一下子悟出,主接纳的不是自己,而是叶利赛:“我的脚到了那里,可是心呢?”他自问:“是我到了,还是另外一个人到了……”

  这里有两种真实:脚的真实和心的真实。托尔斯泰相信的是心的真实。如果从得到主的接纳——和上帝同在这一终极境界、至高的真善来说,用脚切切实实走到了耶路萨冷的叶菲姆,他到达耶路萨冷是不真的,是假的。

  托尔斯泰对这种现实中所没有的“真”充满信心。这就是他主张的信仰之真。是他情感至真之点的凝结。谈到故事集里的种种奇异的故事,托尔斯泰坚定地说:

  “这样的故事难以令人置信,因为所叙述的事从来未曾发生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却是真理,因为其中所阐明的是永远应该有的”,“不管描写的事是怎样的不可思议,不管野兽是怎样地象人一样说话,不管魔毯是怎样地载人飞行——传奇、比喻和童话,如果其中有天国的真理,那就是真实的。”

  注意,托尔斯泰这里一再说的“真实”或“真理”,是译者的区分。在俄语中是同一个词(правда),这表现出俄国人对真实和真理的同一性的智慧的理解。

  这里的“真”是天国之真,信仰之真。对这种真的不容置疑的坚信,体现于托尔斯泰一生创作的种种人物事件之中。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库图佐夫,就可以视为托尔斯泰信仰之真的产物。小说把“这位不是“欧洲类型的英雄”的老头子作为1812年卫国战争的代表”,就是为了导演一段托尔斯泰认定的历史或信仰之真——俄国古老农耕传统的“和平”精神打败象征西方进步文明的“战争”。这位臃肿倦怠的老人,表面象浑浑噩噩,无为无争。忍耐和时间是他的座右铭,因为他“领悟了上帝的旨意”而“对最高法则大彻大悟”。战前会议上库图左夫打起鼻鼾,是对人类理智的、积极的活动、对所谓进步的嘲笑:“诸位,在一场战斗前,最要紧的是……睡一个好觉。”在乘势轻轻拨倒法国侵略军之后,他说的是,“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怜悯他们(法军)了。他们也是人哪。”接下去,“敌人已经消灭,俄国已经解放”,“库图左夫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他死了。”托尔斯泰就这么让他死了。这当然是托尔斯泰为他信仰的“命运规律”精心创造的一个可配天道者,而不是那个在真实历史上奉旨追穷寇,最终死于远征德国途中的库图左夫。

  托尔斯泰对信仰之真的执着,使他的小说绝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对话式的商榷。这也就让人感到一种强劲的、不容置疑的道德冲击力和压迫感。而且,托尔斯泰坚信人的心灵具有同一性——“灵魂只有一种!”他一生都在寻求把自己的上帝普世化而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如中国人追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样,最后一定会导向对人的心灵、对人的信仰、乃至对人的思想的专横。实际上,人的心灵、情感、信仰是因时代、民族、文化不同而变演的。所以就如情感之真一样,天国之真、信仰之真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商榷、可探讨的。所以就可以有一千个不同的库图佐夫。

  这一点,贵情感之真的托尔斯泰会同意,而贵信仰之真的托尔斯泰恐怕就不同意。

  从“信仰之真”到对真的垄断和专横

  托尔斯泰一席“信仰之真”的恳谈,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只不过一个是谈上帝之真和天国之真,一个是谈社会主义之真和理想之真。难怪托尔斯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家庭的伟大长老”。

  托尔斯泰说,要了解真实,就不能只了解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按照上帝的意志应该有什么。”要写真实,“就凤凰彩票网(fh643.com)得不写现有的”,而要“写应有的,描写临近我们,却尚未到来的天国的真实。”

  高尔基则说,“在苏联,对‘幻想’般的目标的追求,”要求“应该在那些意图实现和成为事实之前知道它们。”所以“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

  卢那察尔斯基的比喻更直白:“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一言蔽之,他说,“真实就是明天”。

  不过有人会问,托尔斯泰先生,谁来判断,您说的就是上帝的意志和天国的真实,而别人说的就不是上帝的意志和天国的真实呢?同理,也可以提醒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意图成为事实之前知道它们”,这当然很好。不过,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人类迄今还没出现这种能够逆料历史意图的先知。谁能担保你说的明天就是唯一的、“真正的”明天呢。所以任何一种对明天的武断和对天堂的垄断,都会损伤文学对明天、对天堂的无尽的想象。的确,没有明天的今天是可怕的。对明天、对天堂的无尽的想象是艺术的权利和天职,是人类的思想财富。

  不过,真实永远不是明天,而是今天。把明天(即令是“真正的”明天)写作今天,把今天扮作明天,把理想当做现实,都同样可怕。这已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所证实。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大特征——教育性、实践性,则使这种文学损伤变为骇人听闻的现实生活的损伤。

  托尔斯泰说,为了教育的目的,要“向人们指出上帝要人们走的引向永生的窄路”,“不管描写的事怎样的不可思议”,只要“其中有天国的真理,那就是真实的。”不过,托尔斯泰这里讲的是写神话故事,是讲信仰领域之真。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从托尔斯泰的真理又向前迈出一小步。为了去“教育人们”,去“培植人们对美凤凰彩票网(fh643.com)好事物的渴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把这种神话艺术搬上现实生活的舞台。高尔基指出,“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我们应该把这第三种现实现在就纳入我们的生活。没有这第三种现实,我们就不会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要观照现实、反省现实,而是要创造现实、取代现实。他不回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具有的神话、寓言的内核。他说,这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它对于促进激发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实践地变革世界的态度,是极为有益的”。稍稍细想,这令人齿冷的壮语又令人毛骨悚然:用这种基于神话的文学意识去激发“实践地变革世界的态度”,有多么可怕!我们有过三面红旗的体验,尽可以想象当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骇人听闻的力量。这里恕不详述。

  因为更可怕的是,当年斯大林体制不单利用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来创造“今天的现实”,而且还用它来“创造”过去的历史。比如至今还有人在外国历史课上播放的“经典片”《列宁在1918》,就是充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浪漫神话。在现实主义写实的外衣下,伪造历史的意图,用栩栩如生的电影语言,用惟妙惟肖的细节刻画实现了,用来理顺斯大林体制所需要的历史叙事。影片中,当年苏维埃俄国是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一般性的领导,而在前线血战立功、运回救苦救难的粮食、大获全胜而归的是斯大林。红军的最高指挥官托洛斯基消失了;另一个政敌布哈林平白无故地被描写成心怀恶念、受到列宁批评、致使列宁遇害的阴谋家;电影为证实斯大林接班的正统和合法,甚至让病危的列宁呻吟出遗嘱性的呓语:“如果我快要死了,请把斯大林同志叫回来”。而斯大林一下子就获胜归来了,列宁也就神奇地恢复了。不过察里津战事记载,在斯大林获胜归来之前,列宁已经恢复,不仅已经恢复,而且还召回了斯大林(1918年9月12日),并召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研究损失重大的察里津战局(1918年9月15日)。因为革命军事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致电列宁,要他马上召回斯大林:“察里津战事糟透了,尽管力量上占有优势”。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创造第三种现实,这种真实才是体制希望的。那些不符合“第三种真实”、有碍于“第三种真实”的历史细节应该消失。影片还让列宁演出一系列斥责富农、辩解斗争残忍的重头戏,这些都显然不是为他自己演的,为的是辩护斯大林残酷的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影片顺便还做实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的历史疑案。《列宁在1918》是帮助斯大林体制把它的信仰之真落到实处的一个成功的典范(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

  如果说,就像我们不会用三国演义诠释汉末历史一样,托尔斯泰也不会把他信仰之真的库图佐夫形象取代历史上的库图佐夫。他会告诉你,历史上,库图佐夫没有像他在书中一笔带过的那样,说死就死了。1813年1月,库图佐夫又率俄军越过国境进入西欧,直向德累斯顿(当然他也会告诉你,他猜想,这越境的攻击不合库图佐夫的心愿,因为这不符合俄国人的和平信仰)中途4月28日,库图佐夫在西里西亚的一个小城本茨劳病世。《战争与和平》中的库图佐夫,不算是生造历史,而只是把他“不合天道的”尾声淡化了。

  而斯大林体制对受众的要求,则是根据影片重新认识历史、从书面上到脑海中改写历史。这也算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又一发展——不仅让“第三种现实现在就纳入我们的生活”,而且让“第三种现实现在就纳入我们的历史”。斯大林体制借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因为它深信文学的伟大作用。他把“灵魂的工程师”的伟大称号授予文学家,是要他们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做工程的。信仰之真于是变为对真的专横和垄断。

  netease 凤凰彩票官网(fh03.cc)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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